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《求是》发布《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》文章。其中指出，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加快质量更优的开放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落脚在优化资源配置、激发创新活力、提高生产效率上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。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，推进市场多元化，促进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发展，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，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。创新提升服务贸易，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，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。创新发展数字贸易，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。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，推动扩大电信、医疗领域的开放试点，稳妥有序扩大教育、文化领域自主开放。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，打造“投资中国”品牌。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。完善国家级经开区开放政策体系，更好发挥稳外资主阵地作用。发挥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作用，为外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。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，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，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，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，促进投资合作。
全文如下：
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
新时代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，就对外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指出“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”，强调“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”，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，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，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。
一、为何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？
当今世界，开放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，已成为普遍共识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潮流，深刻理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，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。
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。以开放促改革、促发展，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。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，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。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，通过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有助于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优化技术、人才、数据、资本等要素配置，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，有助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，引进全球先进生产要素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。
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扩大内需、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。增进民生福祉是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不断增进内外联通，激发市场活力，有力推动稳增长、稳就业、惠民生，大量优质进口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。截至2024年底，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近124万家，2024年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近70万家。外贸外资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亿人，其中8000多万是农民工。智利的车厘子、厄瓜多尔的白虾等，受到国内市场广泛欢迎。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可以在更大范围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、高品质、多样化的消费需求。
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作为。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。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，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，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，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凝聚全球共识，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，为全球贸易投资、发展合作营造良好环境，汇聚起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的正能量。中华民族历来讲求“天下一家”，主张“协和万邦、天下大同”。通过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，将有效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，以自身发展带动更多国家发展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。
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、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战略选择。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，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、合作共赢之路。一方面以开放增实力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，发展是安全的保障，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要坚定不移。越是风高浪急，越要以更大的勇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，切实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。另一方面以开放防风险。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，通过扩大国际合作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，拉紧与各国经贸纽带，拓展大宗商品进口渠道、引进关键技术产品等，推动能源资源供应多元化，有助于维护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。
二、如何认识新时代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？
新时代以来，我们把握发展大势、顺应时代要求，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，从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到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，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到逐渐成为引领者，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、实现历史性跨越。
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统一，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，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推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在财税、金融、便利化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外贸体制改革措施，货物贸易总额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，出口占世界比重稳定在14%以上，进口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9.7%上升至2024年的10.5%。加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和规制协调，降低跨境服务贸易成本，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居全球第二。持续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，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近3万亿美元，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从2012年的12.8%提高至2024年的34.6%。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前三，2024年达1627.8亿美元，连续9年占全球份额超过10%。
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相促进，制度型开放取得新突破。推动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相互结合、相互补充，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。2017年以来，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93条压减至29条，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“清零”。2013年以来，先后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，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79项制度创新成果，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。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首批自贸试验区试点对接措施全面落地，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总体方案基本落地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自贸区网络进一步扩大，签署的自贸协定由10个增至23个，自贸伙伴由18个增至30个，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外贸总额（含港澳台）的比重增至约43%。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生效实施以来，与伙伴国货物贸易额占比保持在30%以上，伙伴国对我国年平均投资近200亿美元。创新发展中国家自贸协定新范式，与30多个非洲国家签署《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》。推动130个世贸组织成员加入《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》，这是中方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的第一个以发展为核心的经贸协定，也是第一个全球多边投资协定。推动达成《电子商务协定》，形成全球首套数字贸易多边规则。
互利共赢与彰显担当相结合，开放合作展现新作为。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，帮助更多国家融入世界市场，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，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%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开“机遇之窗”，七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超5000亿美元。2013—2024年，我国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达26万亿美元，双向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，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1.6万亿美元。建成中老铁路、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，实施一批“小而美”项目，为当地创造了税收、带动了就业，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。
推动发展与维护安全相统筹，开放能力实现新提升。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，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。不断完善出口管制体系，科学扩大物项列管，优化许可审核制度，健全调查执法制度，发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、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作用。稳步推进企业合规建设，妥善应对外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。建立健全贸易摩擦预警体系和法律服务机制，推进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。丰富对外贸易调查工具，多措并举应对各类新型贸易限制措施，全力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。加强海外利益保护，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。
三、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备哪些优势？
近年来，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，扩大开放比过去难度更大、要求更高。同时要看到，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，我国经济基础稳、优势多、韧性强、潜能大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备诸多有利条件，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，也是决心和信心所在。
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当今世界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。我国市场空间巨大、成长性强，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基础。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，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9.6万元，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、第二大进口市场。2025年前6个月，消费品以旧换新5大品类带动销售额1.6万亿元，已超过2024年全年1.3万亿元的规模。特别是从结构上看，服务需求潜力巨大。2024年，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.1%，有较大增长空间。养老、育幼、家政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，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床位数仅占60周岁及以上老人数的2.8%，超过30%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，但目前全国入托率仅为7.9%。服务消费将成为新增长点。
全产业链竞争优势。全产业链提供强大的供给能力，助力优化内循环、带动外循环，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重要支撑。我国产业体系完备，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，有200多个成熟产业集群。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协同发展，新能源汽车形成“4小时产业圈”。得益于成熟供应链和完整产业生态，机器人产业正在蓬勃发展，机器人厂商供应链的本地化率最高已超六成。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，能为产业发展提供畅通高效的物流运输网络和数据传输网络等。全产业链优势可以大大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、提升竞争力，增强我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磁吸力。
科技创新能力优势。我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、人才引领驱动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大动力。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，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全球第一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稳居世界首位，人才红利正在形成。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、第一大专利申请国，在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1位。我国“灯塔工厂”数量全球第一，占比超40%。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71家，占全球近1/3。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达到领先水平，带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，助力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。
国际道义优势。我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坚定做世界的和平力量、稳定力量、进步力量，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显著提升，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利舆论环境。当前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泛化国家安全严重冲击全球经贸秩序，严重损害各国正当权益。我国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，促进团结合作，捍卫公平正义，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。我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从中国倡议成为国际共识。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连续4年发布《世界开放报告》和世界开放指数，已成为凝聚世界开放共识的重要平台。
四、如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空间？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只有开放的中国，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。”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，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我们要加强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面领导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、促发展、促合作、促共赢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，不断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能力，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广阔空间、注入强大动力。
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加快质量更优的开放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落脚在优化资源配置、激发创新活力、提高生产效率上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。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，推进市场多元化，促进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发展，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，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。创新提升服务贸易，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，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。创新发展数字贸易，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。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，推动扩大电信、医疗领域的开放试点，稳妥有序扩大教育、文化领域自主开放。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，打造“投资中国”品牌。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。完善国家级经开区开放政策体系，更好发挥稳外资主阵地作用。发挥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作用，为外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。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，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，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，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，促进投资合作。
着眼促进深层次改革，加快标准更高的开放。坚持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深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开展更广领域、更深层次、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试验。加快试点措施复制推广，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因地制宜推进全产业链创新发展。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。持续推进加入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，全力推动加入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DEPA）谈判取得突破，对标推进国内相关领域改革。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，持续提升自贸协定开放水平，进一步提高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比例，以负面清单方式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，在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、标准合作等领域积极纳入高水平经贸规则。提出更多经贸协议及合作框架。持续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落实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%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，同时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提供更多便利。
着眼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加快引领更强的开放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促进各国互利合作、推动共同开放、实现共同发展。深化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务实合作，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“小而美”民生项目实施，加快建设“丝路电商”合作先行区。稳步拓展绿色发展、数字经济、清洁能源、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。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，加快陆海新通道、空中丝绸之路建设。通过联合国、二十国集团、金砖国家、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机制，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，积极营造自由、开放、包容、有序的国际经济环境。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，维护发展中成员正当权益，全面参与贸易与环境、数字贸易、人工智能、供应链韧性等新领域规则制定，以中国方案引领世贸组织改革走向，推动改革朝着于世界有利的方向发展。
着眼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加快保障更足的开放。对外开放不是一开了之，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，既要开门开窗，也要装好纱窗。加快完善出口管制体系，健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，制修订配套部门规章制度，稳妥有序列管物项，加强精准许可管控和调查执法。健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、贸易摩擦应对机制等，完善贸易救济制度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等制度。充分发挥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联络服务等平台作用，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提示，妥善处理各类境外突发事件，维护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。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，强化正面引导，坚持正本清源，有力回击不实言论，着力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，有效维护我国开放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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